南方的岸

                              —— 记一个人和一本书

                                                   

文/ 奇逢

 

    坐在新加坡的酒店里,我有一种新鲜而又奇特的感觉。这里的位置是北纬1度,赤道近旁,是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土地。小时候上地理课,看着地球仪,令我觉得最神秘的地方就是中间的赤道和南北两极,北纬度线和南纬度线,在这三个地方,走到了极点,不能再减少,不能再增加。一切东西到了极点以后,只剩下想象,常有一种恍惚不现实的感觉。           

 

   这里离我的故乡潮州2800公里,与去印度的距离差不多。我外祖父年轻时远涉重洋来到这里,而后又频繁往返于新加坡、香港、汕头之间,妈妈在这里出生。这次来新加坡,我收集到一个著名华校的“校史”,上面记载,外祖父曾于1932年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1934年辞去校长回国。那年妈妈六岁。我没有听妈妈讲过这段经历,但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乖顺地度过在南中国海上风浪颠簸的十几个日夜,已经让我觉得了不起。

 

   这里的华人告诉我,他们应该被称为华族,他们讲的语言叫华语,使用的文字叫华文,他们的国家叫新加坡。他们与中国,既有血脉和文化坚韧不变的联系,又刻意保持着一种聪明的距离。

                                   

   但是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却无法分离,继承的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五四”以后同时进行白话文的实验,两地的作家往来密切,更有人在两地都居住过,从事文学创作和创办报刊。郁达夫、饶宗颐、刘以鬯都是人们熟知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作家,被称为新(加坡)马(来亚)华文文学导航者的曾圣提及他的代表作《在甘地先生左右》,在中国大陆却鲜有人知。这次我来新加坡的一个目的就是收集他的书,及新加坡学界对他作品的研究成果。

 

   曾圣提是我的远亲、同乡、外祖父的朋友,我称他为曾伯伯。1901年曾圣提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凤凰镇,早年在厦门集美学校学习,毕业后受聘于新加坡道南学校任教员,不久返回上海。受泰戈尔的感召,1925年赴印度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求学。在印度期间,经友人和甘地的秘书德赛介绍,他成了甘地唯一的中国学生。圣提(shanti)这个名字就是甘地为他起的,是梵文“和平”的意思。

 

   后来他返回新加坡,从事文学创作,参与南洋多家华文报刊的创办工作,如《南洋商报》、《电讯新闻》、《现代日报》等。他提出“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铁塔”的口号,创作了很多小说、诗歌、戏剧,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建设起到开拓性的重要作用。1937年他组织“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任团长并亲临台儿庄等战场采访,报道抗战情况。

 

   1943年2月,听到甘地第六次绝食,他用十天时间写成《在甘地先生左右》,记叙他1925年和1932年两次去印度,在甘地身边的经历。这本书问世后,就被誉为1943年最佳著作。(见杨松年教授《新马早期作家研究》:香港,三联书局,1988年)。因为不论是内容或写作手法,它都与众不同,好评如潮。这本书从1943年初版后,在南洋和香港不断再版。这次我在新加坡得到的是2007年版本。一直到现在,曾圣提和这本书仍是南洋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题和热题。

 

   1948年曾先生定居天津,我家也在五十年代搬到天津。六、七十年代我们两家往来频密,我常常去看望曾伯伯,我喜欢和他在一起,开始只是觉得他与周围的人很不一样,后来渐渐了解到他胸中涵蕴的丰富和纯洁,他快乐、宽容、豁达、淡泊名利,有时还童心显现。在我青少年时期他是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人。

 

   1965年的一天,我去他家,告辞时,他拿出准备好了的一件东西,对我说:“拿回去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读完后还给我。” 他那天的样子让我觉得有些异样,因为曾伯伯向来散淡从容,无惮无惧。         

   

   回家后打开一看,是一本纸张泛黄的小书,书名《在甘地先生左右》,著者曾圣提,封面是一位穿着宽大袍子的老者慈祥地俯看着一位同样穿着的年轻人。这书的装帧与当时书店里的书像是两个时代的,我阅读时也有一种隔着遥远时空的感觉。曾伯伯年轻时,只身跑到印度那样神秘的地方,竟然遇到甘地,好神奇的经历。其实,当时我对印度和甘地所知甚少,中印边境战争刚刚结束,新闻报道中对印度的敌意及刻意的贬损,完全掩盖了我仅有的一点有关印度古老文明的历史知识。但是读后有几个印象新鲜深刻,多年不忘。

 

   首先是甘地先生对曾伯伯的情谊与关爱。他们在泰戈尔国际大学第一次见面,甘地就对这个来自东方邻国的年青人给予特别的关注,后来甘地让曾伯伯成为他最亲近的学生,曾伯伯可以进入甘地夫人的厨房,与他们的儿孙一起用餐,他还成为少数几个负责甘地生活起居的学生之一,每天可以见到甘地先生。曾伯伯所遇到印度人也都对他热情友善。一个普通人与一个普通人碰撞出的是故事,一个伟人与一个伟人碰撞出的是政治,一个伟人与一个普通人碰撞出的是传奇,甘地先生是一个有着伟大胸怀的人,他始终对相邻的另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怀有敬意,他把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倾注在这个中国青年身上。

 

   另一件事是曾伯伯绝食的经历,他写道:“我一半为结束上半生的生活总帐,一半亦为我的稚气好奇心,打算作十天的绝食”。曾伯伯对绝食的兴趣自然是受了甘地与印度文化的影响,但他说是为改革性灵,刷新生命力,有类似宗教的意义。开始甘地表示反对,但是看到曾伯伯决心已定,就不再阻止。书中对绝食期间每天感受的记叙十分详细,从身体痛苦,意识麻木到心中圆满,精神畅旺。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去尝试的,知道了曾伯伯的体验已经够了。甘地在曾伯伯绝食期间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亦令人感动。   

 

   再有就是曾伯伯优美的文笔。1932年他第二次去印度探访绝食中的甘地,描写抵达的那晚:

 

  无意玩赏月亮,但月亮偏那样撩人,没有叶的巨树的疏影,好像淡墨泼成的图画似的,洒在地上:浓的是干,淡的是枝。" 又如写在阿须蓝甘地与众门徒在广场上晚祷的场景:“晚饭后,夕阳在地平线上,我第一次发现印度西部夕照天空的美丽:远空近空的霞彩,由橙红变成强烈刺激的紫色,转瞬间,又变成鲜明愉快的桃花色。那晴空间的归巢禽鸟;银色的鹭鸶,绿色的鹦鹉,灰白色的天鹅,丹顶的巨鹤,有的从彩霞间飞来,有的向彩霞那里飞去,把阿须蓝的恬静空气打破了。

 

   我信守对曾伯伯的诺言,偷偷地读完全书,没让父母知道,也从未对任何人讲过。几个月后“史无前例”到来,曾伯伯家被抄,这本书也不知去踪,在中国大陆,我再也没见过这本书。

 

   曾伯伯自1949年后再未动过笔,他和一大批不愿意成为“左翼文人”的作家有着同样遭遇。但是印度没有忘记他,1961年印度政府邀请他去访问,不久爆发了中印战争,预定的行程取消。1979年印度“甘地和平基金会”再次邀请他去印度,在甘地的“隐庐”圣巴马提阿须蓝,从事甘地生平及思想之研究。临行前,中国有关方面终于承认了他的地位,授予他“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的职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有正教授与研究员头衔的人非常少。在这之前的三十年,曾先生静静地坐在天津兆丰路信厚里那栋三层小洋房里,无人理睬,除了在政治运动时才有人找上门来。     

  

  1982年12月,我在匹兹堡大学读书,一天,接到妈妈从香港寄来的信,“你曾伯伯在印度甘地故居突然病逝。”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和那天的天气一样凄冷,我放下手中的课本,呆呆地坐着,脑子很乱,但有一个想法很清晰,我以后要写他。三十多年来,我从未忘记寻找这本书,然而除了1988年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和2000年在香港公共图书馆查到过这本书外,再未能见到它,也未曾听人提过这本书。 

 

   我知道最有可能买到这本书的地方是新加坡,但也不十分确定,毕竟年代久远,这书初版至今已经75年了,曾先生去世也30多年了。每当我想起新加坡,脑子里出现的往往是她的色彩,新加坡宛如一幅画,画布上的颜色浓艳热烈,赤道的风从上面掠过,四季常绿的雨树,五彩斑斓的胡姬花陪衬一座座造型新颖的高楼,整洁与秩序也使得这幅画图赏心悦目。新加坡不但经济发达,文化也繁荣,她拥有世界一流的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大学和国家图书馆。

 

   到新加坡的第二天,我就找到一家书店,规模不小,装潢光鲜亮丽。我向书店经理打听这本书,她打开电脑查了一下,说没有,我请她再查查库存,说也没有。“年头太久了,又不是畅销书”-- 这话确实有说服力。第三天,我来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很容易地查到这本书,有1959年和2007年两种版本,都是“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的。国家图书馆里还有一些与曾先生有关的资料,但我想要的是拥有这本书。

   

   几天后我换了旅馆,搬到国家图书馆附近的 Grand Pacific Hotel, 安顿好了,出得大门,看见马路对面的大楼有一中文标识“百胜楼”,我一下子想起来,“青年书局”的地址就在百胜楼里。我喜不自禁,过了马路按地址去寻,但人们告诉我,青年书局前几年关门了,创办人年纪太大,后辈不愿意再做这事业。

 

   百胜楼是新加坡的“书城”,以前曾有十几个书店,好几家出版公司,现在实体书店都支撑不下去,纷纷关门,只剩少数几家。一个拐角处的书店吸引了我的目光,那家书店不大,四壁的书架码到了屋顶,中间书架也摆满了书,角落的地上也有书摞得高高的。草草扫了一眼,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书,种类全,来源广。我心中灵光一现,说不定这家书店有我要的书。一个中年女人在打理书店,我趋前向她询问。她说:“应该有,但不在书店里,我可以去书库找找,你把电话留下。”我边写电话边对她说,这本书我找了几十年了。我的这句话,引来一位慈祥精神矍铄的长者,他像是要来安慰我,很肯定的对我说,他书库里有这本书,明天一定带过来给我。中年妇人介绍说,他是书店的老板杨善才先生。我太过兴奋,不管不顾地向他倾诉,我告诉他,曾圣提是我的亲戚,年轻时我在他那里读过这本书。这时轮到他感到惊奇了,他说曾先生是新马华文学的先驱,一直到现在新加坡都有人在研究他。说着,他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踩着黄丝带走回家的路》,他说这本书的作者陈家骏博士就是研究曾先生的专家之一,你愿意见他吗?他拿起电话,与陈博士聊了几句,然后告诉我,陈先生后天下午过来见你。

 

   第二天我到书店,拿到青年书局2007年版的《在甘地先生左右》,封面没变,穿着宽大袍子的老者仍在慈祥地俯看着那个年轻人。我把书拿在手中,想起53年前第一次见到这本书的情景,感慨万千。

 

   结识杨先生是这次去新加坡的一个意外收获,意想不到的事情常常成为旅行的一部分。杨先生15岁时到书店当学徒,后来自己开书店,创办“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他经常协办和资助新加坡的一些文化活动。他喜欢收集古籍、线装书、珍版书,前些年他把收藏的一些书籍捐给国家图书馆。杨先生经营书店事业已经64年,爱书懂书,阅书无数且十分慷慨。我在前两天从他书店买了几本书,熟识后,当我向他打听新马华文学史的一些资料时,他拿出来送给我,执意不收钱。我在与他聊天时,常常见到当地的作家、学者来找他要资料、买书,请教问题,新加坡的作家大都认识他,他的书店也成了文人栖息的花园,他们在那里结识交流。

 

   又过一天,我们三人围坐在杨先生书店走廊上一张小桌旁。陈教授看上去四十多岁,很儒雅,十分健谈。他说,曾圣提1925年及1932年两次到印度跟随甘地的奇特经验,无论是当时或是今日,都十分特殊,所以引人入胜。其语言比起当时其它作品,也是以丰富见长。曾圣提自小便接受私塾教育,他父亲是清朝秀才,曾圣提到十二岁时才到新式学堂读书,他在文言文方面功底甚好,使得他在文字的驾驭方面,得心应手,他的书读起来流畅且饶有味道。陈教授把他的一篇论文带来送给我,标题是:“曾圣提《在甘地先生左右》语言特色探讨”,洋洋洒洒几十页,透彻地分析曾先生的语言特征,比如词语的超常搭配,对偶句的刻意求功,典雅、精炼、简洁的风格。在论文中陈教授说,“我们从曾圣提的作品中,除了窥视那个时代的风格,还看到个人的写作特点与特色。”     

 

   杨先生告诉我,新加坡出过多本“新马华文文学史”,方修先生编撰了十大本的“马华新文学大集”,他们都把曾先生列为“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贡献的作家”。所以对他作品的研究庚续不断,陈教授的老师杨松林教授、林万菁教授,以及新加坡学者李锦宗、黄孟文、徐迺翔、王润华、孟沙、马崙都写过不少研究曾圣提的专门文章。“但是”, 陈教授接着说,“在曾氏研究中,大家都感到1949年至1979年是个空白,几乎没有任何资料,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事迹行止可以知晓。也许你可以写点东西,来填补这个空白”。   

 

   我们谈兴正浓,暮色渐渐围拢过来,一幢幢设计风格各异的现代大楼灯光璀灿,风从海面吹来,热带的风,吹斜了满街雨树的绿叶。   

   

   《在甘地先生左右》最后一章“别离”:

   

   临晚,一点月色也没有,宏亮而和暖的祷歌在圣巴马提河畔黑魆魆的祷场中发出。我背着一个白色的大旅行袋,穿着一件加达的长衬衣,头戴一顶洗得雪白的甘地小帽,好似一只木头似的危坐在祈祷场的最后一排。一段祷歌还没有背完,我的眼泪满面流了下来。   

   巴布兹(印地语“父亲”,印度人都以巴布玆称呼甘地先生)叫我坐在他的身旁,面向着村中大众,他向村民正式宣布我的离去,大家一齐为我祝福。新德里开来的火车,抵圣巴马提车站的时候,我站起身来向巴布兹告别。我弯下身子,触他的足背,他沉重地拍我的肩背。我的眼泪忍不住又夺眶而出。在黑地里,我看不见他的脸色,但我也不敢正视他。他为我祝福,盼望我每月给他一封信。含泪退出祈祷场,那种感觉,正如儿时离开自己的家里,向家中仁慈的长幼叩别的情景一般。那批送我到车站的友辈,包括好友拉马秦陀和德赛先生。德赛先生扶着我的肩膀,且行且说:“你要依巴布兹的话,每月来一封信;快乐的事,你要报告,让我们欢喜;失意的事,更要报告,让我们分忧…”

 

   曾先生有幸追随过甘地先生,我也有幸在曾先生身边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我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先生的背影,也是一样依依不舍的离情。

 

 

(原载于《侨报》2019年2月2日作协会刊,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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